红苕,又名红薯、蕃苕,大江南北皆种植的农作物,一种入土即活、非常好“养活”的庄稼。
寒露节气一过,为了栽种胡豆、麦子,农人早出晚归地挖红苕腾地。红苕长在苕藤根部的浅土层中,如若是沙地,用手一扯,胖乎乎的红苕便顺手而出。
小时候,跟随母亲去坡地里挖红苕,母亲用锄头薅开苕藤,看到土地表层有裂缝时,母亲就会欣喜地说这蔸红苕很大。我不信,母亲一锄下去,果然挖出三四个壮壮的红苕。我问母亲哪练的火眼金睛,母亲说,土地表层裂缝大,红苕就大。大地果然有众多密码,只有经常接触它、亲近它的人才能破译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红苕成为秋后一日三餐主食,吃得我们见到红苕就想吐,被伤害的胃至今还记它的仇。母亲的拿手活却是熬制红苕糖,这在那个缺吃少穿、喝糖精水的年代,真是个温暖人心的举动。
母亲在熬制红苕糖前会先生一小盆麦芽,待小麦刚出芽苞时,母亲便将洗净的红苕去皮,放入大铁锅里,加水,用熊熊柴火焖煮。煮后的红苕加水捣烂成羹状时,加入早先准备好的麦芽充分搅拌,待红苕羹里渐渐溢出清亮的糖水时,再用细纱布对红苕羹进行过滤;过滤出来的糖水放置柴火上文火熬煮,待糖水稠到起小丝的时候,类似未凝固的蜂糖,红苕糖便熬成了。
小时候,在寒冷的冬夜,我们一家人围在火膛边陪母亲熬制红苕糖。母亲慢慢地添加柴禾,糖水在大铁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,狭小的厨房里便氤氲着丝丝缕缕的甜香。
时节是闲散的时节,日子是散漫的日子,母亲的心也跟着闲了下来,坐在火膛边,边熬苕糖,边和蔼地给我们讲故事。民间流传的“莽女婿”、类似“聊斋”的鬼故事,便在火光一闪一灭间笼罩着我们幼小的心灵,吓得我们不断地往父母身边缩。故事虽吓人,但因是母亲和煦地讲述,也变得温暖了,与她平时喝责斥骂时简直判若两人。
熬制红苕糖非常耗时。火大了,糖水粘锅,易糊;火小了,半天不起丝。故事讲完后,糖还没熬成,母亲就纳鞋底,或者打瞌睡。也不知她有没有真的睡着,常常从鞋底上抽出麻绳的一半停在手中时就睡了过去,头一点,又立即醒来,将另一半麻绳呼呼地拉完,接着又打瞌睡,如此循环往复。不过,她总能在一睁一闭间准确掌握火候,该添柴时添柴,该用勺搅拌糖水时就搅拌糖水,半点儿不误事。有时还会从柴灰里掏出几个煨红苕或煨洋芋,一阵手忙脚乱地拍去柴灰后,我们便狼吞虎咽地啃起那些外焦里软的红苕或洋芋来。
白天的忙碌,春夏秋的劳累,仿佛在那一刻都得到了温情释放,变成了宁静冬夜的美好序曲。
红苕糖熬制出来时夜已深,我们早已昏昏欲睡。母亲摇醒我们,用瓷勺舀了喂我们,在火光的映衬下,母亲的脸异常温暖、慈祥;甜津津的苕糖一入嘴,美妙的甜味儿浸润心脾,满足感如电流般立即遍布四肢八骸。这时,母亲还会在铁锅里留下少许苕糖,将柚子剥去外面硬壳后紧挨柚瓣的白色柚瓤放入糖水里煮,那才是我们熬夜等待的东西。煮熟的柚瓤绵软细腻,爽滑可口,一口咬下去酥得心都醉了。但糖水煮过的柚瓤太甜,不可多吃。母亲说,我们稚嫩的心经不起太甜东西的浸润,得多吃苦,苦尽才知真正的甘味。
母亲用土陶坛子装好苕糖,第二天,照例要给张奶奶、杨二婶及其他邻居各送去一小碗苕糖和糖水煮过的柚瓤。
张奶奶缺了门牙,每次我送去苕糖,她会立即取出勺子舀一勺抿在嘴里,微眯双眼享受苕糖的醇甜。过一会儿,杨二婶或其他邻居来还糖碗的时候,往往会提一箢篼萝卜或几颗大白菜,嘴里一直说着感谢或夸赞的话。母亲走出灶屋,边谦虚地应承,边接过他们送来的蔬菜。说着说着,话题很快又转移到过年猪、娃们的新衣裳、来年的化肥种子上面。家里的男人大声笑骂:还个糖碗都得半天功夫啊?这一来一去的赠和送,都甜甜地藏在那碗苕糖里了。
熬制红苕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孩子们切B子糖(类似现在的江津米花糖)过年。即用密闭大铁罐爆出的爆米花,与红苕糖充分搅拌,待相互深度融合、裹挟后,再压实切成方块,用娃娃的作业本或废书报一包,放在下面搁进用生石灰密闭的土陶坛子里,随时取出来吃都是嘎嘣脆、甜津津的。
农村现在少有人栽种红苕了,即使栽种红苕也不会熬制红苕糖。
红苕糖是那个年代的温暖记忆,不仅慰藉了我们清苦的味蕾,还留给左邻右舍许多美好的回忆,给予我人生最初的甜蜜体验。